造紙發展

  2006年1-12月,中國造紙行業實現累計工業總產值311,931,253千元,比上年同期增長21.28%;實現累計產品銷售收入303,777,560千元,比上年同期增長21.69%;實現累計利潤總額15,102,407千元,比上年同期增長27.76%。
  2007年1-12月,中國造紙行業實現累計工業總產值383,295,712千元,比上年同期增長23.56%;2008年1-10月,中國造紙行業實現累計工業總產值382,007,566千元,比上年同期增長26.16%。
  中國造紙企業和國家企業整體相比,企業規模明顯偏小,營業收入不高。根據2007年發布的中國企業500強企 業數據統計,100強企業的營業收入合計113827.74億元,平均收入為1138.28億元。中國造紙企業100強營業收入合計為1297.96億 元,平均收入為12.98億元,中國企業百強收入水平是造紙企業百強的87.7倍,而且造紙行業沒有一家企業進入中國企業百強。但這也表明,中國造紙產業正處于成長發展階段,具有更大的發展空間,具有良好的發展前景。
  2008上半年行業經歷高增長,下半年由于經濟減速導致的下游需求不振,在供求關系變化、新增產能等因素影響下,主 要產品價格見頂回落,企業減產及降價措施使產品市場呈現量價齊跌態勢,行業景氣下行。產銷率下降、庫存增加,同時紙及紙板出口量下降,而原料進口依舊保持 增長。

 

造紙歷史

  紙的發明、發展也是經過了一個曲折的過程。 公元105年發明造紙后,造紙術就從河南向經濟文化發達的其它地區傳播。蔡倫被封到陜西洋縣為龍亭侯,造紙術就傳到漢中地區并逐漸傳向四川。據蔡倫家鄉湖南耒陽的民間傳說,蔡倫生前也向家鄉傳授過造紙術。東漢末年山東造紙也比較發達,出過東萊縣(今掖縣)的造紙能手左伯。公元二世紀造紙術在我國各地推廣以后,紙就成了和縑帛、簡 牘的有力的競爭者。公元三到四世紀,紙已經基本取代了帛、簡而成為我國唯一的書寫材料,有力地促進了我國科學文化的傳播和發展。公元三到六世紀的魏晉南北朝時期,我國造紙術不斷革新。在原料方面,除原有的麻、楮外,又擴展到用桑皮、藤皮造紙。在設備方面,繼承了西漢的抄紙技術,出現了更多的活動簾床紙模,用一個活動的竹簾放在框架上,可以反覆撈出成千上萬張濕紙,提高了工效。在加工制造技術上,加強了堿液蒸煮和舂搗,改進了紙的質量,出現了色紙、涂布紙、填料紙等加工紙。從敦煌石室和新疆沙磧出土的這一時期所造出的古紙來看,紙質纖維交結勻細,外觀潔白,表面平滑,可謂“妍妙輝光”。公元六世紀的賈思勰還在《齊民要術》中,專門有兩篇記載了造紙原料楮皮的處理和染黃紙的技術。同時,造紙術傳到我國近鄰朝鮮和越南,這是造紙術外傳的開始。
公元六到十世紀的隋唐五代時期,我國除麻紙、楮皮紙、桑皮紙、藤紙外,還出現了檀皮紙、瑞香皮紙、稻麥稈紙和新式的竹紙。在南方產竹地區,竹材資源豐富,因此竹紙得到迅速發展。
  關于竹紙的起源,先前有人認為開始于晉代,但是缺乏足夠的文獻和實物證據。從技術上看,竹紙應該在皮紙技術獲得相當 發展以后,才能出現,因為竹料是莖稈纖維,比較堅硬,不容易處理,在晉代不太可能出現竹紙。竹紙應該起源于唐以后,而在唐宋之際有比較大的發展。歐洲要到 十八世紀才有竹紙。這一時期的產紙地區遍及南北各地。由于雕板印刷術的發明,興起了印書業,這就促進了造紙業的發展,紙的產量、質量都有提高,價格也不斷下降,各種紙制品普及于民間日常生活中。名貴的紙中有唐代的“硬黃”、五代的 “澄心堂紙”等,還有水紋紙和各種藝術加工紙。唐代的繪畫藝術作品已經有不少紙本的,正反映出造紙技術的提高。在公元十到十八世紀的宋元和明清時期,楮紙、桑皮紙等皮紙和竹紙特別盛行,消耗量也特別大。造紙用的竹簾多用細密竹條,這就要求紙的打漿度必須相當高,而造出的紙也必然很細密勻稱。
  先前唐代用淀粉糊劑做施膠劑,兼有填料和降低纖維下沉槽底的作用。到宋代以后多用植物粘液做“紙藥”,使紙漿均勻,常用的“紙藥”是楊桃藤、黃蜀葵等浸出液。這種技術早在唐代已經采用,但是宋代以后就盛行起來,以致不再采用淀粉糊劑了。這時候的各種加工紙品種繁多,紙的用途日廣,除書畫、印刷和日用外,我國還最先在世界上發行紙幣。這種紙幣在宋代稱作“交子”,元明后繼續發行,后來世界各國也相繼跟著發行了紙幣。明清時期用于室內裝飾用的壁紙、紙花、剪紙等,也很美觀,并且行銷于國內外。各種彩色的蠟箋、冷金、泥金、羅紋、泥金銀加繪、砑花紙等,多為封建統治階級所享用,造價很高,質量也在一般用紙之上。這一時期里,有關造紙的著作也不斷出現。如宋代蘇易簡的《紙譜》、元代費著的《紙箋譜》、明代王宗沐的《楮書》,尤其是明代宋應星的《天工開物》,對我國古代造紙技術都有不少記載。而《天工開物》第十三卷《殺青》中關于竹紙和皮紙的記載,可以說是具有總結性的敘述。書中還附有造紙操作圖,是當時世界上關于造紙的最詳盡的記載。 經過元、明、清數百年歲月,到清代中期,我國手工造紙已相當發達,質量先進,品種繁多,成為中華民族數千年文化發展傳播的物質條件。
  南北朝時的造紙業
  到魏晉南北朝時期(公元3-5世紀)紙的品種、產量、質量都有增加和提高,造紙原料來源更廣。人們已經用藤和竹做造紙的原料了。史書上曾論及到這時期一些與原料有關的紙種名稱,如寫經用的白麻紙和黃麻紙,枸皮做的皮紙,藤類纖維做的剡藤紙,桑皮做的桑根紙,稻草做的草紙等。由此看來我國在魏晉南北朝時期,麻、枸皮、桑皮、藤纖維、稻草等已普遍用作造紙原料。西晉的文學家張華在他寫的《博物志》中說:剡溪(現在的浙江嵊縣地帶)出產古藤,可以造紙,所以就把紙稱為剡藤。在南北朝時代,北方人還用椿樹皮造紙。農業科學家賈思勰,在《齊民要術》中講到北方農民種植櫧樹的時候說:他們煮剝樹皮,雖然很辛苦,但是獲利很大;如果自己能造紙,得利就更大了。這段記載告訴我們,北方農民種植櫧樹的目的,就是為了造紙;而且煮剝樹皮是造紙的一道重要工序。竹子作為造紙原料始于晉還是宋,尚有不同的看法。南北朝書法家蕭子良的一封信中曾說“張茂作箔紙……取其流利,便于行書”,據考據,所渭箔紙即嫩竹紙,張茂是東晉人,看來用竹子造紙可能是初始于晉。但用量很少。
  隋唐時期的造紙業
  隋朝的虞世南寫了一部《北堂書鈔》,書里引用東晉人范寧的一句話說,土紙不可作文書,文書都是藤角紙。有人認為這種“上紙”,就是麥稈、稻桿等粗纖維造的草紙。我國唐朝的政治、經濟、文化都空前繁榮,造紙業也進入一個昌盛時期,紙的品種不斷增加,生產出許多名紙及大量藝術珍品。造紙原料以樹皮使用最廣。主要是楮皮、桑皮,也有用沉香皮及棧香樹皮的記載。藤纖維也廣為使用,但到晚唐時期,由于野藤大量被砍伐,有無人管理栽培,原料供不應求,藤紙一蹶不振,到明代即告消失。紙張多了,抄寫書籍的風氣就流行起來。便又出現了一種保護書卷紙張的新方法:人們在制造的時候,再加進一種味道非常苦澀的叫做黃孽的草藥。這樣的紙可以避免蟲咬,長期保存,稱為“入湟”,流行于唐代。隋唐時,我國造紙業更加發達,這與當時的政治經濟分不開。自東晉以來,原來經濟落后的江南地區,經過勞動人民的長期努力,經濟也已經上升到黃河流域的水平。隋朝結束了南北朝的長期分裂局面。到了唐朝時候,農業、手工業和商業都有很大的發展,封建經濟繁榮起來。輝煌燦爛的唐代文化,是中國封建文化的高峰。這種經濟繁榮、文化昌盛的局面,必然要求發展造紙業,造出更多更好的紙張。唐代造紙業發達的地區是相當廣泛的,出現了不少大規模的造紙作坊。唐代皇甫枚的《三水小牘》里,寫了這樣一件事:巨鹿郡南和縣于北,有個造紙作坊,墻壁上常常貼滿了紙,讓太陽把它曬干。一天,突然之間刮來一陣旋風,把墻壁上的紙幾乎都卷了下來,這些雪白的紙漫天飛午,遠遠看去,簡直象雪花一樣。可見,這個紙坊的規模相當大。唐代的紙張品種很多,所用的原料主要是麻、藤、櫧三種。當時的益州(現在的四川)和揚州等地,都是麻紙的著名產地。藤紙的生產,也從原來的產地剡溪逐漸推廣到浙江、江西兩省許多產藤的州縣。用櫧樹皮造的櫧紙,在唐代更加流行。唐朝文學家韓愈曾把紙稱為“櫧先生”,就是指櫧樹皮造的紙。此外,唐朝又開始用海草、檀樹皮等造紙。我國的宣紙是很有名的,講究寫字繪畫的人,都喜歡使用宣紙。這種紙直到現在還是手工紙里的精品。宣紙用檀樹皮和稻草造成。它潔白細密均勻柔軟,質地堅韌,經久不變色,還有吸水力強的特點。早在唐朝時候,宣紙就已經是宣州的著名產品了。

  宋元之后的造紙業
  宋代竹紙發展很快,市場上十之七八是竹紙。就產區而言有四川、浙江、江西、福建、廣東、湖南、湖北等,最盛之地當推浙江、四川。在工藝上宋代竹紙大多無漂白工序,紙為原料本色,除色黃之外,竹紙也有性脆的缺點。元明時期竹紙的興盛創造了歷史新篇章,尤以福建發展最突出。使用了“熟料”生產及天然漂白,使竹紙產量大有改進。明朝時候有個科學家叫宋應星,他寫了一部《天工開物》,里面就講到造竹紙的方法:先把竹子截斷,剖成竹片,拌了石灰浸在水塘里,再取出來煮爛,制成紙漿,然后用繃在木架上的竹簾子從紙漿面上蕩過去。這樣,竹簾上就留下一層纖維,把這層纖維揭下來烘干,紙就制成了。當時用石灰等蒸煮紙漿,實際上就是化學處理法。這以經是一套相當完整的造紙方法了。清代由于造紙業的大發展,麻及樹皮等傳統造紙原料已不能滿足需要,竹紙在清代占了主導地位,其他草漿也有發展,河南、山東、山西等地有人用麥草、蒲草。陜西、甘肅、寧夏有人用馬蓮草,西北用芨芨草,東北用烏拉草。造些野生草類植物,在清代末期當地居民已用以制造粗草紙。我國用蔗渣造紙始于清末,張東銘在徐家坡設一造紙廠以蔗渣為原料,對此《清朝續文獻通考》卷三八四有記載。清代草漿生產技木有了很大進步,用仿竹漿、皮漿的精制方法制取漂白草漿。著名的涇縣宣紙就是用一定配比的精制稻草漿和檀皮漿抄制而成,其生產工序一直延續至今。
  蘆葦在清末也有使用。據光緒三十二年《東方雜志》三卷3期載:“陳興泰在漢口橋口地方,設一造紙廠,先后以蘆漿(蘆葦)、蔗渣、稻草桿等物,試造日用紙張,有成效”。造紙術西傳后所用的原料及工藝仍習我國之故,以麻和破布為主,不過歐洲的破布普遍是棉纖維,成品紙不如中國產品柔順薄韌,而且破布日感供不應求。到19世紀末,在歐洲產業革命的推動下,以木材為原料的機制紙迅速發展,并普遍認為木材是一種較好的造紙原料。我國在滿清末年和民國初年也逐漸出現了機械化的造紙廠,木材和非木材原料均有使用。造紙原料范圍的擴大,對于造紙業的發展和進步有重要意義,各地就可以利用當地出產的材料來造紙了。 由于原料范圍的擴大,紙的種類也越來越多,紙的質量也越來越好,生產的數量也大大增加。另外史書上還有提到有關蠶繭紙、苔紙、發箋紙、側理紙等名詞,那么是否當時曾用青苔、毛發等造紙呢?
根據這類纖維的特性來看,毛發極少纖維結合力,成紙強度很低,不宜單獨用來造紙,至于蠶繭紙和發箋紙之說很可能是一種象形名詞,白凈、細密的麻纖維紙表面形似蠶繭,可能就稱其為蠶繭紙。假如在紙漿中加入少許著色的長纖維或毛發,給人以披發的感覺,故而可能就稱其為發箋紙,形似青苔并且顯綠色花紋者可能謂之苔紙。這只是一種推論,尚需送一步考據。
  早在上世紀30至90年代,因考古界不斷發現西漢麻紙,就已引發了一場是西漢時期發明紙還是東漢蔡倫發明紙的激烈爭議。鮮為人知的是,甘肅多次發現西漢麻紙殘片———西漢時期放馬灘紙、肩水金關紙、馬圈灣紙(敦煌殘頁)、金關紙、敦煌紙,都是“蔡侯紙”之前的遺物,以確鑿的證據推翻了蔡倫造紙說。特別是天水放馬灘紙為西漢初期遺物,將中國造紙術的發明時間提前了近300年,為研究我國造紙史提供了寶貴資料。 如今,敦煌“殘頁”和遺留在我省各地的西漢麻紙交相輝映,以無可雄辯的事實,改寫了中國造紙的歷史,同時也以豐厚的物藏,成為見證中國造紙業發展歷史的“自然博物館”。 敦煌有漢字的“西漢麻紙”,一經有關部門認定,立即引起了所有關注中國造紙業歷史年代者的關注。西漢麻紙,其實誕生在一個特定的歷史時代。西漢初年,因對傳播工具的需求,紙作為新的書寫材料應運而生。 《說文解字》的作者許慎認為紙是絲絮在水中經打擊而留在床席上的薄片。這種薄片可能就是最原始的“紙”,有人把這種“紙”稱為“赫蹄”。 關于這種“紙”的記載,可以追溯到西漢成帝元延元年牗公元前12年牘。《漢書•趙皇后傳》中記錄了成帝妃曹偉能生皇子,遭皇后趙飛燕姐妹的迫害,她們送給曹偉能的毒藥就是用“赫蹄”紙包裹,“紙”上寫:“告偉能,努力飲此藥!不可復入,汝自知之!”這應該是最早在紙上書寫的歷史記錄,但隨著甘肅多處西漢麻紙的發現以及敦煌西漢“殘頁”的面世,不僅證明了《史記》的真實,而且把中國造紙的歷史推向更早的年代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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